从特区到大湾区 深圳对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贡献与未来责任 | 邹兵 | 时代建筑2019年第4期
主题文章简介
在中国的国家级新区/新城建设中，更具有国家城市群空间结构发展战略意义的新区/新城案例是深圳经济特区与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雄安新区及首都副中心的定位属于此列。当新区/新城的设立需要在更宏观维度面对区域空间结构性发展问题时，其发展指向就必须成为国家总体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并且成为国家城市发展综合探索的前沿基地，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城市群发展中重要的引擎。今天，当我们面对更广维度的国家战略意义的城市群发展挑战时，国家级新区/新城的新引擎会是怎样的指向呢？本期我们邀请城市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吴志强、桂鹏、周咪咪等探讨了北京副中心作为国家级新区的地方基因如何延续的问题。邹兵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分析了深圳成立特区以来，一系列堪称中国城市化“深圳经验”的城市建设开创性实践；并探讨了进入大湾区时代，深圳将承担的更多的区域责任和历史使命。陆天赞从讨论全球城市区域和创新城市群落出发，探讨创新城市群落的基本特征，并提出创新城市群落发展的初步思路。裴钊回溯了19 世纪末到20 世纪末的百年里都城建设案例呈现的问题，并试图分析开放城市独特的社区实验项目的经验，指出这对于都城这种特殊的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沙永杰和纪雁分析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4个城区自21世纪以来的能级提升举措，提出了上海浦东陆家嘴在新时代实现能级大幅提升需要面对的问题。约翰姆·H.福斯特以汉堡港口新城开发为例探讨了着眼服务未来标准的新城规划理念与时空管控策略。邵勇、赖鸿展和张青玉分析了新加坡发展工业园区的新动力对中国传统工业港区转型升级的启示。
从特区到大湾区
深圳对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贡献与未来责任
From Special Zone to Greater Bay Area
Shenzhen'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and Future Responsibility to Urbanization in China
邹兵 ZOU Bing
在线阅读
2018、2019和2020年，分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建市40周年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对于深圳都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特区而立市、立名、立史，同时又被称为世界城市化的奇迹。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59.6%，40年里大约有6.4亿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和居住。伴随这一过程，深圳由一个仅31万人的边陲小县迅速发展为一个实际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大型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缩影。一个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需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进过程。深圳则以一种高强度的时空压缩方式，将一般城市需要经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过程压缩到极短极密的时空范围内完成，这种奇迹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深圳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贡献决不仅仅是快速建设了一座新城，吸纳了2 000多万人口的就业和居住；而是通过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实践，破解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其形成的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深圳经验，已经为内地其他城市所借鉴和效仿。深圳40年的城市发展带给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化的实践和理论价值，需要持续不断地深入挖掘。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深圳又该如何发挥其应有的区域责任和历史使命，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现实问题。
1 深圳经验一：如何快速建设一座新的城市？
深圳是亚洲最早获得城市规划UIA大奖的城市，其成就举世公认。但好的规划并不是一个城市建设成功的充分条件，实现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深圳正是对这三个问题都给出了出色的解答，才有了“基本按照规划建设起来的城市”的基础。
1.1 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的资金，仅靠城市自身生产剩余的积累是难以承担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城市化进程几乎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剩余积累都基本投入扩大再生产而很少投入城市建设。这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普遍面临的瓶颈制约所在。
20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建设之初一穷二白，根本不存在生产剩余的资金积累。首先采用的办法是利用开放的政策优势，以外引内联的方式引进中央部委企业和外资企业，通过项目征地、企业代征等方式，让企业自建厂房的同时也承担工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启动资金问题。以招商蛇口、华侨城、南油等为代表的将规划、建设、管理、运营集于一体的成片开发模式[1]，成为后来内地城市普遍推行的“企业+政府”开发区模式的起源。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仅靠企业开发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深圳借鉴香港经验，率先推行城市土地有偿出让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并推动了国家宪法的修改。将集体土地统征为国有后进行有偿出让，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再投入机场、港口和主要交通干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土地升值的收益又回到城市建设资金循环之中。这种“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国土开发基金模式[2]也是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模式的雏形，被以后内地大规模新区／新城建设所普遍推行，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强大动力。
1.2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城市化的空间载体，也是城市财富的源泉。但土地问题又是世界城市化共同面临的难题。无论是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圈地运动”，还是美洲城市化过程中殖民者对于原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和驱赶，都充满着血腥和暴力。在中国历史上，土地问题也往往成为社会剧烈动荡和王朝更替的导火索。
有效化解征用土地与农民利益的矛盾是中国城市化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深圳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通过1992年的统征和2004年的统转，以较为平稳的方式完成了全市域范围内土地的国有化，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冲突。1992年实施原特区全面城市化，在对原特区内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统一征用的同时，又将部分土地返还给被征地的原农村集体，允许兴建经营性的商业、服务楼宇；同时保持原村民宅基地不变，使得农民能够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利益。2003年宝安、龙岗全面城市化时，实施土地国有化统转，也按照一定标准为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划定了发展用地，充分保障了原村民的发展利益。虽然由此也产生了出租经济和“食利”阶层等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原村民“人的城市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并招致各方面的尖锐批评，但相比于强征强拆可能带来的剧烈冲突，深圳土地的国有化总体进展较为平稳顺利。对于原村民进行必要的利益让渡，是深圳的基本经验所在[3]。
1.3 城市发展的人口问题
目前深圳常住人口中，原住人口占比不到3%。深圳的城市化是依靠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实现的，破除了长期以来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大城市恐惧症”。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国家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发展方针时，深圳就打破常规，将自己按照一个特大城市的规模进行规划。当全国还在大力推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城市化模式之时，深圳反其道而行之，率先打开城门欢迎外来农民工进城。近20年来，深圳一直被公认为是对外来人口包容度最强的特大城市，“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彰显了深圳对于外来移民的欢迎态度，有无户口簿在深圳远没有像内地某些特大城市那样存在天壤之别的福利差距。尽管深圳长期以来一直面临土地空间、资源、环境的沉重压力，但也从来没有像其他一线城市那样出台严控外来人口的政策，时至今日，深圳常住人口仍然在稳步持续增长①。
深圳能够吸纳如此多的外来人口，得益于两方面优势。其一，多层次、多类型的产业结构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深圳不仅有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有众多的建筑装修、环卫保洁、家政服务、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行业，以及持续增长的快递、外卖服务等需求，都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深圳也成为享受“人口红利”最多的城市，由此才成就了今天城市的辉煌。其二，深圳量大面广的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承担了为数以百万计的打工者提供落脚的城市功能②，弥补了政府廉租房供给严重不足的缺陷。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中心区，但仍然保留了一些乡村的习俗和文化要素，为初到大城市的农民工提供了相对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网络，成为他们今后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的过渡性空间。城中村也为大量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人提供了低成本的生活空间，成为他们实现梦想的起点。深圳许多创新型企业都成长于城中村，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有过城中村的生活经历。
40年的城市发展中，尽管经济也曾出现过短暂的低潮期，但深圳始终保持了较为旺盛的人气，成为日后经济复苏的基础。内地一些新区／新城建设后由于缺乏人口规模支撑而出现的“鬼城”“死城”现象在深圳基本没有发生。40年间，当深圳连续跨越100万、500万、1 000万，甚至2 000万的人口门槛时，城市依旧运转自如且基本有序，没有发生某些人预计的崩溃或瘫痪的局面，用事实宣告了“大城市病”并非不治之症。这也让越来越多的规划学者从关注城市规模的合理性转向研究城市结构的适应性，这是深圳对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1.4 城市规划的突出贡献
建设一座新的城市往往会面临两种风险：一是发展动力不足，无法形成城市增长所必需的人口和投资规模门槛；二是增长过快，开发建设失控，破坏城市整体的空间秩序。深圳有效地解决了这对矛盾，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空间有序建设两者的平衡。资金、土地、人口三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化解了第一个风险。而第二个风险的克服，则归功于城市规划的有效引导和调控。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1）顺应自然地形和已有的发展基础，构筑多中心组团式空间结构来应对城市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各功能组团相对独立地并行发展，既有利于城市整体上把握更多的发展机遇而互不干扰，又能克服单中心的弊端。同时，组团内部职住相对平衡减轻了城市交通压力。
（2）合理地布局机场、港口、口岸等大型基础设施以及全市交通干道网络，构筑“多中心组团”结构的支撑骨架，预控城市战略性发展空间和要素。超前规划配置和预留交通和市政等基础设施，为人口和经济规模大大超出规划预期预留弹性发展空间。
（3）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实施底线管控；构筑生态屏障，遏制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保全城市生态安全。
（4）建立了滚动规划的传统，适时动态调校规划，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做出快速及时的反应。
（5）建立与城市发展和治理相适应的规划体系和规划制度，如法定图则、规划委员会和公众参与制度设计等。
关于深圳城市规划的巨大成就和贡献，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开展过深入研究并撰文系统分析[1，4-10]，在此不多赘述。
2 深圳经验二：由小渔村到创新型城市的嬗变
建设城市只是城市发展的第一步，要实现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稳固的产业基础作为支撑。没有产业支撑，创造不了足够的就业机会，城市就会沦为失业人口聚居的贫民窟。没有产业支撑，缺乏持续的财政收入，城市无法维持正常运行，最终可能破产。由于有城无产而走向衰败的城市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深圳是在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条件下起步，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其成功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2.1 以工业化夯实城市化的产业基础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的产业是以渔业和农业为主体，其中二产比例甚至低于一产；而且二产中的工业与建筑业比例为3:7，建筑业占绝对优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到1984年，原特区工业用地仅占建设用地面积的7.7%[11]。1985年以后，深圳按照中央的要求大力推进“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工业化，大力引进来自香港的“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1986年完成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2000）》除了5个弹性功能组团之外，还规划了15个成片开发的工业区，保证引进的工业项目集中布局形成集聚和规模效应。特区建设早期最先投入的高速公路、快速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也是为了迅速建立各工业区与港口、口岸等设施的快捷联系，服务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工业发展需求。
经过10年努力，1994年深圳二产比例达到54.7%，实现了全市的工业化，形成了以电子、轻纺、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中电子信息工业成为第一支柱产业。制造业的大规模引进解决了深圳早期的发展困境，积累了资金，学习掌握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到2004年，深圳工业增加值超过1 900亿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大市[11]。2005年以后，深圳逐步向后工业化城市转型。但制造业仍然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直到2008年第三产业才首次超过二产。时至今日，深圳的二产也一直保持在40%左右的比例，比北京、上海、广州等其他一线城市高很多；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也一直保持在30%左右。
在40年的发展中，深圳政府始终坚持“产业第一”。在积极发展金融、房地产、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的同时，尤其高度重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正是有了工业化形成的牢固产业基础，深圳才拥有持续稳定的税收，形成了城市运营的良性循环，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这与一些试图仅以房地产、旅游业为主导拉动城市化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圳是最早创立土地财政经营模式的城市，也是最早摆脱土地财政依赖的城市。深圳土地出让收入一般只占全市财政收入的20%以下，这与内地许多大城市的财政收入结构反差巨大。
2.2 以完整高效的产业链支持创新发展
深圳的产业升级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1995年确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发展战略，2001年确立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和现代物流业三大支柱产业，2005年将现代文化产业列入第四大支柱产业。2008年以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深圳在强化原有高新技术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互联网、生物、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谋划布局生命健康、海洋经济、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改变了过去电子信息产业一业独大、风险过高的局面。华为、中兴通讯、腾讯、华大基因、比亚迪、大疆科技等企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佼佼者。
但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深圳并没有轻易抛弃传统优势产业。1992年深圳政府决定原特区停止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推动产业升级。此时关外的宝安、龙岗正好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基地。这样，关内关外的产业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分工格局：原特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原特区外继续引进劳动密集型工业，保持全市经济和人口高速增长态势，避免了特区产业转型过程中出现经济下滑的风险。在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服装、钟表、家具、黄金珠宝、自行车等传统优势产业也继续发展和升级，有的与创意产业、品牌设计等融合，有的成为高新技术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配套环节。目前深圳在通信、汽车电子、计算机及外围接口、消费类电子、光电、仪器仪表等领域均已构建了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了全球独有的完整高效的制造产业集群。深圳的科技创新既有研发能力又有制造基础，还有完备的产业链优势，形成了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核心竞争力③。
2.3 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发展模式
深圳缺少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和科技基础薄弱，只能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打破科研院所关门搞研究的传统，强调科技与市场接轨，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深圳的创新呈现“四个90%”的特征，即：设在企业的研发机构占90%以上，研发人员90%以上在企业中工作，来自企业的研发经费占90%以上，由企业申请的专利占90%以上。以华为为例，其研发投入一直保持在总收入的10%~15%左右，保证了企业创新的持续性，能够率先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且前瞻性地做好了技术储备，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深圳的科技创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跟跑”，到2010年后的“跟跑与并跑并行”，再到如今的“并跑、领跑并行”，在互联网、电子信息、移动通信等领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始终是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2.4 政府承担完善创新环境、优化创新空间的职能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在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支撑和服务；建立完善各种创新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创新。1999年，深圳停办荔枝节，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科技第一展”；大力支持有“深圳硅谷”之称的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成立高新办的专门机构，出台了一系列规划、政策和法规，给予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初具规模以后，政府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向培育完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例如：为了解决企业和技术持有者的利益冲突，出台技术入股、无形资产评估等管理办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调动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性；打造高水平的创新载体和平台等。2008年深圳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2014年深圳成为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自主创新示范区[11]。
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创新产业的发展空间。如建设产城融合的创新空间，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相结合；推动创新城区、创新园区、创新校区、创新社区的“四区联动”，赋予差异化创新职能，发挥创新叠加优势。划定产业区块控制线，多渠道建设创新型产业用房和人才安居房，保障创新产业发展空间，降低企业创新成本。近年来，针对缺乏大科学家、大的科学装置、大院大所造成的源头创新不足的短板，深圳以多种方式大力引进高等院校、实验室和科研院所，努力提高源头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的综合实力。
3 深圳经验三：走向区域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
深圳40年发展进程中，关于城市定位有过多次反复讨论。尽管表述多样，但“经济特区”“区域中心城市”“国际化城市”始终是不可分割的三个维度，保证了在复杂多变的形势条件下没有迷失方向。
3.1 经济特区与中心城市的定位相得益彰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定位一直清晰明确。但深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香港密不可分，与珠三角紧密相连，这就使得深圳注定要承担区域职能。1990年深圳成为特大城市后，区域地位开始凸显。
1994年广东组织编制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将广州确立为珠三角城市群的主中心，深圳和珠海分别为副中心城市，首次确立深圳的区域中心城市定位。该规划还确立了三大都市区，其中深圳与东莞、惠州共同组成东岸都市区，并承担都市区核心职能[13]。随着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深圳区域地位迅速提升。1998年广东省第8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加快广州、深圳两个中心城市建设，首次将深圳提升到与广州并列的全省“双中心”城市之一。其中广州的目标是建设成现代化大都市，深圳的发展方向是建设国际化城市。
对深圳城市定位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深圳应主要承担特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责任，不应追求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不应与其他城市拼规模、争资源。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失之偏颇，也无助于城市持续发展。两个定位并非矛盾对立，而是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特区改革开放的引领作用；也有利于深圳在后来特区政策普惠化的形势下继续快速发展，为全国做出更大贡献。进入21世纪以来，深圳的区域地位经历了华南地区经济中心到全国经济中心，再到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演进，支持了区域交通地位的明显改善。深圳机场客流量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过去在国家铁路网络中处于末梢的地位也提升为综合交通枢纽。深圳经济总量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超越了广州和香港，成为珠三角第一、亚洲第五的城市。在继续承担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引领作用同时，承担其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引擎职能。
3.2 与香港紧密合作建设国际化城市
1990年深圳正式确立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毗邻香港这个全球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是深圳得天独厚的优势，向香港学习、与香港紧密合作成为深圳走向国际化的最佳路径。过去40年，深圳与香港的交流合作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从最开始“前店后厂”的垂直产业分工，发展到现在的互利互惠、优势互补。起初合作领域局限于简单的劳务、技术和资本输出，现在已经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教育医疗、民生服务、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局面[13]。
2003年，为了缓解“非典”影响和重振香港经济，中央政府与香港签订了促进更紧密经贸合作的CEPA协议。2004年，为落实CEPA，深港两地政府签订了“1+8”的正式合作协议，成为深港全面合作的重要里程碑。2006年深圳发布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提出共建国际都会的构想，得到香港在空间策略上的积极回应；《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提出了新界北部开发若干片区的建议。深圳2010版总体规划确定了深港合作的新的战略性节点，包括前海中心、落马洲河套地区、莲塘-香园围地区等；最新公布的《香港2030+发展策略》也努力寻求与深圳在空间布局上的对接，提出北部经济带构想。
深港合作具有与其他城市和区域合作完全不同的特征。这是两个相邻城市在不改变各自的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框架的前提下，基于共同利益和区域整体发展需求而开展的战略合作，具有特别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13]。
4 大湾区时代深圳城市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十三五”以来，国家将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相继推进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策略，区域协同成为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和新要求。2019年1月正式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确立了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目标[14]，这要求深圳超越过去40年特区发展时代展现的城市个体英雄主义角色，在大湾区发展中承担更多的区域责任和历史使命。
4.1 从特区走向大湾区的深圳责任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和保守孤立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全球化进程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将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承担更大责任。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原先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已经发挥到极限，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严重。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主题，迫切需要注入新的发展动能，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上取得更大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础好，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纲要》的出台标志着粤港澳城市群发展由各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进入大湾区时代后，深圳应充分发挥《纲要》所赋予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职能，特别要在深化改革开放、践行“一国两制”新机制以及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与周边城市共同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4.2 更好地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职能
深圳在大湾区科技创新的角色，既要继续向前领跑，还要为周边地区提供更多更好的科技服务。要提升国际化水平，遵循国际规则和标准，吸引更多国际人才进入大湾区；要发挥链接国际国内创新资源的职能，成为国际科技创新进入中国的首选地，同时也成为中国科技创新走向全球的出发地。
要加强与湾区各大核心城市的科技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加强与广州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以深圳创新生态优势支持广州产业技术成果产业化；与香港合作方面，加强香港基础科学创新与深圳产业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探索深港共同研发+湾区外围地区生产的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进一步完善创新产业链条。加强深圳科技金融产业对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带动扶持，以合作建设产业园区等方式推进周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4.3 合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纲要》将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作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14]。这意味着今后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拓展。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交流合作前景将空前广阔；区域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持续完善将使得港澳居民在大湾区的就业和创业变得更加方便；跨境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衔接将使得港澳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交通等民生方面享有与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深圳和香港有机会在更广泛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和融合。
作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超大型城市，深圳经济规模未来仍将保持持续增长。但受制于狭小的市域空间约束，自身能量无法充分释放，高度集聚的功能难以有效疏解。大湾区的发展为深圳破解空间瓶颈带来了新的机遇，有可能突破行政辖区制约在更广阔的区域配置资源。与世界著名的东京都市圈相比较，由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组成的珠江东岸都市区在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空间范围等各方面都十分接近。在保持现有行政区划不变的前提下，以深圳-香港为核心打造更紧密合作的东岸都市圈，实现都市圈范围内居住-就业-公共服务的功能平衡。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机制要突破之外，构筑支撑大都市圈整体发展的交通捷运体系是基础。要像东京都市圈那样将国家铁路、区域城际、城市轨道进行一体化建设和运营，高铁公交化和地铁跨市运营是突破口。
5 深圳引领大湾区现代服务业和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纲要》确定了在大湾区发展中发挥试验示范作用的一系列重大平台[14]，其中对深圳最重要的是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和位于落马洲地区的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如果说福田中心区和高新区是前40年代表特区发展成就的标志，那么，前海和河套地区将成为新时代引领大湾区发展的新引擎。
（注：以上为文章部分内容，阅读全文，请订阅《时代建筑》杂志）
注释：
① 深圳2017年常住人口比2016年增长近62万，2018年比2017年末增加49.83万人，连续成为中国常住人口增量排名第一的超大城市。
② 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曾用“落脚城市”来描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带，承担着乡村人融入城市、外地人融入本地生活、低收入移民跃入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跳板职能。参见：道格·桑德斯. 落脚城市[M].陈信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③ 国际知名机构、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已将总部从硅谷搬到深圳，其创始人Cyril Ebersweiler在解释原因时指出，“在深圳我们能够在1 km范围内，很容易找到研发需要的任何原材料。这在美国、欧洲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没有华强北。”
参考文献：
[1] 邹兵. 深圳城市规划实践的价值和意义[J].时代建筑，2014（4）：57-59.
[2] 邹兵.实施性规划与规划实施的制度要素——深圳城市规划实践的启示[J]. 规划师，2015（1）：20-24.
[3] 邹兵. 深圳土地整备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解析——基于农村集体土地非农化进程的历史视角[J]. 城市建筑，2018（6）：27-31.
[4] 王富海. 深圳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实践的价值和意义[J]. 时代建筑，2014（4）：30-33.
[5] 王富海. 从规划体系到规划制度[J]. 城市规划，2000（1）：28-33.
[6] 赵燕菁.高速发展与空间演进——深圳城市结构的选择及其评价[J]. 城市规划，2004（6）：32-42.
[7] 邹兵. 行动规划·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深圳近10年城市规划实施历程剖析[J]. 城市规划学刊，2013（2）：61-68.
[8] 邹兵. 深圳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历程及其规划效用评价[J]. 城乡规划，2017（6）：69-79.
[9]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转型规划引领城市转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10]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深圳改革开放十五年的城市规划实践（1980—1995）[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0.
[11] 邹兵. 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中的规划作用——兼论深圳产业布局规划的思路演变与实施成效[J]. 城市规划，2017（4）：41-48.
[12] 广东省建设委员会.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13] 邹兵，陆佳，等. 深港国际都会的战略构想与空间对策[J]. 城市规划，2011（8）：77-82.
[14]中共中央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2019-2-18]https://baike.baidu.com/item/.
[15]国务院.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EB/OL]. [2013-8-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
[16] 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及大小南山周边地区综合规划[EB/OL]. [2018-9-27]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8-09/27/content_21109772.htm.
[17] 香港规划署，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 落马洲河套地区发展规划及工程研究—勘查研究[EB/OL]. [2018-1-24]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lmc_loop/tc/c_lmc_05.htm.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19年第4期 新引擎：引领城市群发展的国家级新区与新城，邹兵《从特区到大湾区 深圳对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贡献与未来责任》，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 邹兵，男，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总规划师，深圳市城市规划协会 会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城市规划专业博士
[1] 吴志强、桂鹏、周咪咪、李欣、郭子渊、袁飞、刘琦. 作为国家级新区的地方基因延续探讨: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例 [J]. 时代建筑，2019（4）：6-11.
[2] 邹兵. 从特区到大湾区:深圳对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贡献与未来责任 [J]. 时代建筑，2019（4）：12-17.
[3] 陆天赞. 创新城市群落视角下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J]. 时代建筑，2019（4）：18-23.
[4] 裴钊. 开放的都城 [J]. 时代建筑，2019（4）：24-27.
[5] 沙永杰、纪雁. 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国际对标城区21世纪以来的能级提升举措 [J]. 时代建筑，2019（4）：28-36.
[6] [德]约翰姆 · H. 福斯特、李建.着眼服务未来标准的新城规划理念与时空管控策略:以汉堡港口新城开发为例 [J]. 时代建筑，2019（4）：37-39.
[7] 邵勇、赖鸿展、张青玉.新加坡发展工业园区的新动力对中国传统工业港区转型升级的启示:在深圳自贸区赤湾片区产业升级和空间布局的实践 [J]. 时代建筑，2019（4）：40-45.
===================================
本期杂志责任编辑：戴春，王秋婷
如有任何有关此期主题的建议、问题或讨论等，
欢迎发送邮件至ta_weixin@163.com
标题请写明前缀【新引擎：引领城市群发展的国家级新区与新城】
谢谢！
===================================
《时代建筑》Time+Architecture
中国命题 · 世界眼光
学术性 · 专业性
时代性 · 前瞻性 · 批判性
《时代建筑》杂志电子版二维码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订购《时代建筑》杂志
感谢关注《时代建筑》微信平台
微信平台：timearchi（微信号），时代建筑（公众号）
新浪微博：@时代建筑杂志
内容策划：戴春
官方网站：http://timearchi.tongji.edu.cn
电话：（021）65793325、（021）65038903
邮箱：timearchi@163.com